读书人为何总受贬损
央视一套*金时间正在热播的《我在北京挺好的》电视剧，一大堆人物中，唯有那个读了博士的曹力章，成为人人指责、唾弃的角色。这使我想起20多年前央视热播的电视剧《渴望》，其中也有个遭人唾弃的角色王沪生，而这个王沪生是当时凤毛麟角的大学生。
就电视剧表现的时代背景来说，王沪生和曹力章都是当时稀缺的高学历人才，本应是人人敬重的时代骄子，剧中却一副爹不爱、娘不疼的倒霉相，处处遭人白眼受窝囊气，连一向护着弟弟的姐姐王亚茹也骂王沪生无能，连农村老家的父亲都看不起曹力章。《我》剧中的曹力章，不如侠义的谈小爱可敬，不如淳朴的周保民可亲，甚至不如二杆子徐晓辉可爱，这位读了博士、当了局长的知识型官员，知识分子不像知识分子，官员不像官员，整天一副到处碰壁的苦瓜脸。而当年《渴望》中的王沪生形象，狭隘自私、忘恩负义，连累了扮演者孙松也遭受万人唾骂，成了“负心汉”的代表。据说为了这个形象，孙松付出了很多。
这很让人纳闷，为什么读书人总是成为文人墨客们贬斥的对象呢？前后二十多年的时代间隔，为什么又如此巧合？
我觉得，这应该与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关联。古典文学中，经常将博取功名的读书人塑造成“负心汉”形象，并一度在中国文坛上占有很大的地位，其典型如《铡美案》里的陈世美，《杜十娘》里的李甲，《白蛇传》里的许仙，此外，《霍小玉传》、《王宗道负心》、《林招德三负心》等文学作品中，也有大量的表现。这就给人们形成一个抹不去的概念，读书人大多自私、吝啬、狭隘，无情无义。
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学，又包含很强的民粹主义思想。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普通民众通常是善良、淳朴、正直、智慧的代表，而对他们的粗野、愚昧、庸俗、落后、目光短浅这些天然的缺点和不足闭而不谈，甚至将这些缺点描写成可爱的长处。作品中的读书人，多为小心眼、怕事、不敢担当的形象，至于他们的学问教养、知书达礼、远见卓识，则常常被描写成迂腐、拘泥，不知变通，不合时宜。读者和观众看到的，经常是“大老粗”战胜“白面书生”。这种民粹主义思想经过“文革”的“洗礼”一度达到顶峰，知识分子形象被极度丑化和恶化。新时期以后，虽然有《人到中年》等作品为知识分子正名，但类似的正面描写和讴歌知识分子的文学并未形成潮流。随着三十年来商品涌进、官场腐败、社会变革，知识分子成为既得利益的一个阶层，与广大百姓有了隔膜，而少数所谓“专家”“学者”昧良心地胡言乱语，又败坏了知识分子的形象，民粹主义思潮再度抬头。
那么，同样作为读书人的作家们，为什么总爱贬损、讽刺自己的同辈呢？
深入分析，可以看出，作家们贬损的读书人，是将读书人作为皓首穷经的书生来讥讽的。所谓书生，在他们看来，是那种只注重书本知识，不注重实践，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而作家们认为自己要比那些死啃书本的人超脱许多，活泛许多，高明许多，在他们心目中是看不起知识分子的。他们只承认自己是文人，不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
事实上，从严格意义上讲，作家只是文人，大多算不上知识分子。按照《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工程师。”而“文人指会做文章的读书人。”知识分子是文人，但文人却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如果按照西方理论对知识分子的更高诠释，知识分子除了具备相当专业知识外，还应当具备忧患意识、社会担当和批判精神，这样的话，只有那些有人生思考的严肃作家和学者型作家，可称得上知识分子，大多数作家特别是那些个通俗作家和畅销书作家，无法担当这样的桂冠。
有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2007年，赵本山刚刚在春晚上挑了大梁，又出发到了美国为海外华人演出。但海外华人并不买赵本山的账，对老赵拿残疾人、肥胖者和精神病患者找乐的段子很有看法，于是委托律师，以“违约、不正当得益、不正当商业竞争、疏忽和精神伤害”等罪名，将赵本山及多个演出主办单位告上法庭，要求赔偿的金额在100万美元以上。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尽管赵本山集编剧、导演和演员于一身，尽管他的舞台作品“精彩”无数，红遍全国，但他的舞台行为有悖于人文精神，老赵只能算是文人，不是知识分子。一个对社会*治毫不关心、但能把诗写得很漂亮，能把戏演得很逗乐的，当之无愧是文人，但绝对称不上是知识分子。
纵观中国历史，华夏传统文化中产生的多是文人，而少知识分子，这与西方文化中产生了大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有不小差距。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和悲哀。
列宁说：“知识分子的叫嚣声比他们的力量高千百倍，可是他们是一个出色的晴雨表。”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是科学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是民主*治和社会进步的推进者，是历史转折期的民族先知。在一个缺少真正意义上知识分子国度里，却任由文人墨客们大笔乱挥，在文学作品中肆意贬损读书人，恣意讥讽知识分子，这是不是国家和民族更大的不幸呢？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