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刚：用互联变革医疗领域
朱锡庆 改革的下半场 朱锡庆 朱锡庆 长沙理工学院教授 中国这30年的改革是很成功的，总结两点，第一，在当时的背景下，改革的动力已经足够强大了；第二，中国找到了一个很独特的社会变革方法，一个是试点，一个是开放，很成功。但现在的中国，不像3 0年前推动改革时那么迫切，改革成功之后，就是改革动力的消退。也就是改革只完成了“上半场”，还要接着改，完成“下半场”。 下半场的改革问题，主要有四项。改革动力在何处？原来的方法要不要坚持？到底是公平取向还是效率取向？到底哪些领域的改革已经差不多了，哪些领域是还没动，又必须改的，需要列个改革的清单。 没有动力是很难推动的。很多国家的改革是由两个阶段组成，前面是*治不动，经济领域的变革，然后产生了一场大的经济危机，必须进行第二场改革。很多人认为中国也会走这条道路。从动力的角度讲是对的，但不能为了改革而期待一场大的危机，为了改革而改革，且中国不会发生大的经济危机，看不到经济崩溃的迹象。 改革动力的凝聚 后续的改革，最伤脑筋的是，当中国人对改革的热情消退以后，如何去发动它，如果在民间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没有形成一种从下到上的紧迫感，改革是很难推的。 现在对改革的呼吁突然多起来，这也发出了一些信号，至少某些人意识到了改革的紧迫性。但一部分人意识到是不够的，必须变成广泛的共识才行。问题的存在和积累就是动力之源。现在有很多问题又积累了起来，开始产生后果。 一是增长减速的问题，它会使很多隐藏的问题逐步显现出来。增长减速后，经济规模会有收缩，比如房地产开始进入一个增速较慢的轨道，出口加工也换了轨道，这都会造成一些问题。温州出现企业倒闭潮，老板“跑路”，都是原来没有改革的领域出了问题。这些在高速增长时期被掩盖了，只要速度放慢，这些问题就露出水面了。 如今，无论是一些公职人员，还是富人，安全感都有些缺失，因为他们心里清楚，自己或多或少违反了某些法条。这不是个别现象，不是个人明知故犯，而是法条没有严格执行，是法条本身的缺陷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经济规模收缩时，税基降下来，但*府不想税收减少，就会去执法，一查就能查出一大堆逃税的，而且会大面积发现。这时就会逼迫人们想一想，是不是可以改一改。 改革动力的形成有时很奇妙，并不是一定要走投无路才改革。当个体收入提高，生活过得好时，也会面临困境。收入水平低时，送子女去哪读书不构成问题，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当收入较高，而国内的教育问题暴露出来时，就会送子女去国外读书。这时也会回过头来反思，为什么国内没有好的教育系统。以前大部分都只是研究生出去留学，现在越来越多好学生，在高中毕业后就去国外了。这是对中国大学教育体系失望的一种体现。 举这些例子，想说明的是，最近出现的问题不同于1978年前大多数人在同时间段里遇到的生存危机，穿不好吃不饱，而是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境。这些问题不是那么集中，有些人感受弱一些，有些人感觉紧迫一些。 分析解读中国目前遇到的困境，是决定下阶段改革的动力来源的关键。但毫厘之间，不同的解读会成为不同的动力。现在移民海外的商人多，去办外国护照其实和当年广东人逃港是一样的，那时是没有活路，现在是没有安全感。如果把这些解读为商人不遵纪守法，可能就要严查，要搞收入再分配。如果把它解读为，是因为粗糙的法条造成的悲剧，那就可能成为后续深化改革的动力。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陆陆续续出的问题也不少了，只要对它们的原因分析得深刻，人们认识清楚了这些问题以后，最终会转化为改革的动力。但如果解读错了，它可能变成一种反改革的动力。现在对房价的误读就导致了一次大的倒退。一线城市的房价为什么这么高，误读以后就打压房价，限购限价这些就出来了。 互联时代，民众浮躁，发言喜欢凭直觉，那就更需要理性的力量，更需要令人信服的说法。 从社会改革的动力原理，可以看到理性分析的力量与重要性，尽管理性分析本身并不是社会改革的动力，但它是通过对社会分析产生动力的推动力。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在方向很明确，发展很顺利的时候，学者的作用不是很大。往往在迷惘时，学界的意义才凸显出来，思想变得很重要。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后续改革发动的问题，这不是要喊口号去号召，而是要有让人信服的分析。在目前看不到强大改革动力的情况下，学界应该做点事，通过透彻的分析，促进改革动力的形成。 “试点”的方法不能丢 第二是改革方法的问题。中国改革已经改了30多年，方法是通过试点的途径产生改革方案，是种实践理性的方法。但现在中途被改成了社会工程主义，在房间里炮制方案。这种变化是对过去30年改革认识不透彻的结果。 回顾过去30年，产生了重要意义的措施，哪个不是通过试出来的？比如承包制，不是理论分析的产物，而是农民试出来的办法。国有企业改制也不是哪个学者写出来的方案，而是个体试出来的。 建构主义有一点很致命，就是预先设计一个蓝图，然后按图施工，但后来发生的很多细节问题都是事先想不到的。换句话说，设计一个社会蓝图没有信息来源，怎么去设计？只有一种设计方法，就是找一个国家为模板，照着它的样子画，但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样的。 比如，分工细化，个人从事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少，越专越精，推动了个体的知识积累，社会效率的提高。但组织分工的合约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美国是用要素合约来组织分工的，表现出来的现象是出现很多大厂，分工细化是在一个厂里面完成的。个人从事工作越来越细，但工厂越来越大，有很多世界百强。很多人想当然地也想做大做强，想把中国很多小企业合并，规模大了好像就是个好企业。但在中国试出来的经验是，温州是以产业集群来实现分工深化的，靠的是家庭工厂，虽然规模没扩大，但仍能实现分工深化。以前一个家庭是制作打火机的，现在只做打火机的一个零件，之前做弹簧的，现在只做弹簧的一道工序。分工深化达到的效果和西方国家是一样的，但并不是通过把工厂做大实现的，而是通过产业集群。大量的工厂聚集在一起，有个中间产品市场，做完这道工序送过去，下一个工厂接过去做。两种不同的合约方式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如果不懂其中机理，直接学美国，把几万个家庭工厂合并，形成一个大厂，就把几万个工厂搞死了。随意以一个国家为蓝本，会削足适履。 哈耶克说得对，任何一个人没有本事对社会进行设计，更不用说进行全套设计。道理很简单，因为任何个人，或者是研究团队，都没有足够设计一个社会的信息来源、知识来源，很多社会构造的细节都存在于过程之中，离开了这个过程，没有信息来源，设计出来的也是病态百出的。在下半场的改革中，仍然明确要用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局部试点的办法。 “二次分配”不能成为改革重点 第三是改革取向的问题。1978年的改革是在非常低的财富水平上推动的，那时自然的取向就是把饼做大，强调效率。现在却强调分饼，强调“公平”，要“二次分配”。每个人都均分到很多，这在现实中存在吗？大跃进中，中国见过共穷，共富真的存在吗？还是一种“皇帝的新衣”。 因为天赋、出身、努力水平的差异，每个人遭遇不同，结果也不同。所有的人的生活都比过去好，这可以做到。但在某个阶段里，所有的人生活都一样好，这是不可能的。可以在一个小地方，通过转移支付，在三五年里造出“共富”的假象，但这是短时间的，不可持续的。有人演绎过，也有人导演过这样的事情，事后被证明是有野心的“骗局”。长久的现象是，所有人都可以比以前过得好，有人好得更多。必须有勇气承认，这种差距的存在，是原来就存在的各种差异的结果。现今个人财富的差距也是各种差异的综合结果。如果不承认这种差距，试图去改变，甚至成为改革的取向，会是大麻烦。 收入差距要调节也顶多是微调，但要把它消灭或者拉近，不可能。否则会把劳动的积极性消灭掉，把社会发展的动力都消解掉。用制度经济学的话来讲，西方搞的高福利其实是人为地把收入差距缩小，会产生巨额交易费用，很多财富就蒸发了。 现在的二次分配，通过转移支付、税收等手段只能是微调，一定不能伤害到人的工作积极性。调节要有限度，不能像欧洲有的国家，把所得税调到50%以上，福利救济水平也调得很高。 这个“度”很难有精确的界限，但是可观察，至少要让工作收入与救济收入有明显的差距。在过去30年里，中国人的收入差距确实在拉大。但在这个做大的饼里，一个人分到的饼可能比以前饼小时所占比重还要小，但所有人都比以前过得好。只要这个饼越做越大，就不会有问题的。 少数人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但他们是花不完的，最终还是社会财富。分配问题重不重要？重要，但是远没有发展重要。如果社会不发展，再怎么分也是没意义的。 收入差距产生两个效果，一个是显性的，大多数人能感觉到收入的差距，一方收入比另一方高很多，后者会明显感到有压力，而且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另一个是隐性的，不强烈，但时间长了就可以感觉到，收入差距可以调动个体的积极性，产生社会发展的动力。如果比赛差距没有意义，那么大家都是慢跑，谁会去拼命。奥运选手赛跑就是为了差距。 正是因为收入差距存在这两种作用，才形成了正反两方观点。平均主义看到了压力的作用，而无视动力作用。如果调节收入差距，所能容忍的收入差距幅度也宜宽松。宁可让差距存在，而不要去调节太多。如果一定要划一条调节的标准，税率到底要多高，福利救济标准要定多高，说得好听一点，是以社会安定为标准。说得不好听一点，是不能让大量人群因为低收入而去偷去抢，变成社会秩序的破坏者。现在像欧洲，调得太离谱了，收入高的人的收入百分之七八十被纳税了，不工作的人所获得的报酬和他们差不多，在欧洲有一生不工作的人。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少的国家，每一个人不去努力，不去积累知识，没有动力，这个国家何以为生。在那些靠自然资源的国家，搞一点平均主义，可以生存下去，但是中国、日本这种国家主要是靠人力资本生存。 再过100年，中国也还是要坚持效率取向。收入平均化会产生两个恶果，一是把动力机制削去了。另外把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扭曲了。福利很高的话，工资成本大，随之导致产品在世界市场失去竞争力。现在那些叫嚷着要把饼分匀的人，没有看到这一层。当然，也许因为中国的福利水平离欧洲还差得太远。 知识生产体系的再造是关键 第四个问题琐碎而重要，就是要为下阶段的改革任务列出明确的清单。若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重点深度改革领域，一个个连续下来就可以完成一次大的改造。前30年最成功的是，完成了整个生产系统的一次大改造，完全用新的合约重建了新的生产系统。那下一阶段一定要清楚，对什么系统进行再造，一定要理清楚任务清单。比如中国的医疗系统要不要再造，大学系统要不要再造，很多央企都上市了，国家控股，弄了个国资委管理，是这个样子就算改完了？ 生产系统的再造已经见到成效了，许多民营企业已经成长起来。但仍然没有完成，还要进一步深化。一些重要服务领域没有向民间真正开放，没有走完最后一步。医疗、金融、铁路、航空、保险等，这些领域还是管制，不让私人资本自由进入。只要放开准入，就一定会出现新的、更有效率的产品。 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源头在外面，下一阶段一定要有内部的知识源头。这个阶段的改革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知识生产体系的再造，要解决知识源头的问题。也就是说下半场改革的重点是重建一个知识生产体系。这里面有几个领域很重要。大学应该是新知识的主要来源，但现在却几乎不产生新知识，不进行根本性改造是不行的。传媒是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渠道，但现在问题重重。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大学与传媒系统需要再造，因为两者构成新知识的产生与传播的完整系统，构成了下半场改革的主要领域。 (南都评论陈建利采访整理)
【太平洋家居 装饰频道】每到过年的时候，买年花、摆设吉祥物、进年货等都成为家家户户必备的事情，但年花选择、摆设位置，以及各种吉祥物的寓意，你都知道吗？PChouse为大家介绍一些必要的吉祥物及年花摆放知识，让您有技巧地装饰新年之家，过个幸福年。PART1常见的年花种类与摆放的位置 堪舆大师麦玲玲提醒，桃花、百合、兰花，应摆放在正南方，可助旺姻缘及人际关系；富贵竹、剑兰等含步步高升意义的植物宜放在正东方，以催旺事业运、考试运及进修运。 至于五代同堂果、大桔、大柑则可放于东北方，对推动结婚、添丁等喜事甚有帮助；水仙、牡丹宜放正西方令财运顺遂。 不少有购买年花经验的市民认为，最好买花期较长、且适合家居环境的花，比如年橘、富贵竹、桃树、水仙等。据介绍，四季常青的花木最适宜在室内放置。此外，吊兰、文竹、万年青、仙人掌、常青藤等品种具有吸收有*气体的功能，也适合放在室内。推荐适合搭配的漂亮花器： 超声波加湿器花盆 品牌：友家园艺 价格：价格面议 购买地：林和中路63号东方宝泰购物广场负一层1091铺 推荐：冬天花儿也容易 干燥 ，需要悉心呵护。这款超声波加湿器能根据花儿的情况实现自动浇灌，保证花儿不会干枯。水箱容量1.5L，短期内都不用担心，保证水分充足。 装饰用花盆 品牌：宜家家居 价格：29.9元 尺寸：内直径14cm，高度16cm 购买地：广州天河林和中路156号天誉花园1层 推荐：花盆上绽放着的玫瑰花，就像一幅水彩画，给单纯的白色色调渲染上了美丽的色彩，配上外面的花盆架，不仅造型美观，还可以随意摆动。转载申明：太平洋家居独家专稿，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告别无趣冬日 年末迎新旧家具换新装5平米墙壁装饰 别样风情点缀年末家居年末为家大变身 小空间巧扮喜庆待客区
此前罗姆尼声称其当选后将不再让伯南克继续担任美联储主席，这也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因其会引发市场不确定性。消息人士还称，罗姆尼将会考虑在伯南克离职后任命美联储内部更偏向强硬立场的人士来出任主席一职，而这将会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深重影响。
杂谈：贫二代的集体觉悟和尊严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