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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南渔民的航海技术与
中国对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阎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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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海是海南渔民的祖宗海。千百年来，他们在被称为“最危险的海域”捕鱼和生产作业，除传承了我国古代传统的航海技术外，还根据南海特殊的海况和气象条件自己造船，并根据亲身实践和长期积累的经验，创造和发明了许多适合渔民在南海航行的民间航海技术、《更路簿》及天文、地文、水文等导航资料与技术，自觉维护了我国对南海的历史性权利，成为南海海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海南渔民;《更路簿》;航海技术;南海维权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7ZDA)
［收稿日期］－11－20［DOI］10．/j．jujsse．．02．ls3
［作者简介］阎根齐，海南大学更路簿研究中心研究员。(海口)
海南渔民是南海的主人，南海是海南渔民的祖宗海。千百年来，他们以船为家，耕海渔田，代代相传，在被称为“最危险的海域”里捕鱼和生产生活，润物无声地给南海诸岛贴上了中华民族的标签，维护了中国人的历史性权利。他们除了传承中国古代先进的对景、天文、地文、水文导航等技术之外，也根据亲身实践和长期积累的经验而创造和发明了适合渔民在南海航行的民间航海技术，成为南海海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民间技术在古代向来不受重视，文献记载较少。笔者多年来一直在进行海南渔民的航海史调查，发现了一批新材料，可为南海造船和航海技术史补充大量实证。
一、造船与航海技术
我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海域风大浪高，暗流涌动，沙滩和暗礁众多，更有难以预测的台风，是海难事故的多发区域，没有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难以在这片辽阔的海域航海和生产作业。海南渔民能够自古以来从不间断地在西沙和南沙群岛海域捕鱼和生产作业，就是凭借了他们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在帆船航海时代，民间的渔民造船不被重视，极少有史书记载。明初洪武元年(年)实行了“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策，其中就包括渔船，说明当时南海沿海有许多渔船。十年后朝廷再次重申“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1］卷55《沿海倭乱》，，给我国的航海造船及渔业生产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明景泰年间，官府还规定“近海违制船只，皆令拆卸，以五六尺为度，官为印照，听其生理。每船朝出暮归，或暮不归，即令甲总赴府呈告。有不告者，事发连坐”［2］卷25。仿效了以前的保甲制度也在海上推广，并规定“欲出洋者，将十船编为一甲，取具。一船为匪，余船并坐，连环保结。若船主在籍而船出洋生事者，罪坐船主”［3］。同时，官府还将这种保甲制度推广到造船业，“欲造船者，先报明地方官，取澳甲里族各长并邻右保结，方准成造，完日地方官亲验，将船身烙号、刊名、舵水人等取具船户保结，然后给照，照内将在船之人年貌籍贯分晰真明”［3］卷3，规定禁止两桅以上大船建造。明成祖时又“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悉改为平头船”［4］卷27。
清朝初期延续了明代的海禁*策，限制渔民造船和航海。顺治十三年(年)，朝廷“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或被地方官查出，或被人告发，即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缉，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论死”［5］卷10，。清乾隆年间海禁*策解除后，渔民赴西沙和南沙群岛航海和生产作业兴起。按照朝廷当时的规定，广东省的船只涂成红色，称为“红头船”，海南时归广东管辖，渔民的船只船头涂红也称“红头船”。［6］
(一)海南渔民的渔船
据笔者近几年的调查，海南渔民的渔船有些是自己造的，现存的渔船其历史至少可以推到清末。他们的祖辈造船时，没有图纸，完全凭自己长期在西沙和南沙群岛的航海经验，根据海况和捕鱼作业的需要造成不同尺寸的渔船，所以会形成渔船两边的船舷高低不一致、甚至大小都不完全相同的现象。造船时，几个有经验和技术的船长、船工在海边搭上帐篷，自带造船工具。船木都选用海南生长的上等优质木材，如荔枝木、海棠木等。琼海市潭门镇孟子园村老船长王诗桃(—年)留下的《更路簿》后面，都绘制有船上用的构件。其子王书保年被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回忆说:这些用铅笔绘制的船构件草图都是他在西沙、南沙群岛捕鱼时，船件坏了或者不好用，他就想好某种造型，量好尺寸绘制，交给当地铁匠打制，如果构件是木头的他就回来后自己制作。潭门镇草塘村老船长苏承芬生于年，退休后也一直根据几十年的航海经验和自家的船只回忆，按比例建造了几只帆船在家里展示。草塘村老船长许声业回忆，新中国成立后的—年，草塘村渔业生产队就有技师许开茂、李成民、李文善、李成门等负责造船，造一艘大船需要一年的时间。
在帆船时代，海南渔民的渔船有大小帆船、舢板船(渔民俗称小艇)等不同的种类。大帆船载重量20—30吨左右，船上有3根桅杆，帆船上配舢板船4—5只，主要去南沙群岛生产作业。船上有船长、火表(掌管罗盘的技师)、伙夫、押班、船工等共20多人。最大的渔船(可能是渔货两用)可载重多担(一担斤)。文昌市文教镇后田村人船主*学校就有3只船，“主要到南沙群岛去捕捞公螺并运到新加坡去卖”［7］。当时去南沙的红头船有3根桅杆，载重七八百担，每条船带有4只个小艇。一艘渔船价值1万银元，每艘船上带两只舢板船，每只舢板船上可坐8—10人。何纪生先生说:“当时去西沙、南沙群岛的渔船都是二桅和三桅的风帆船，载重二、三十吨至四、五十吨，每船配舢板四至七只。生产作业在舢板船上进行，大船只供运载食宿之用。”［8］
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海南渔民最大的帆船可达80吨，有船员24—25人，少则22—23人，多则27人;最小的船25吨，有船员16人。小的帆船载重量十几吨，一至两根桅杆，从海南岛周边港口出海后，到了西沙群岛就在各岛礁作业，不再赴南沙群岛。小帆船上配舢板船3—4只，每只小舢板船配3个下海捕鱼的船工，加上船长、火表、伙夫等共约16人。帆有布帆和用竹片编织而成的席帆两种，因为当时布的价格较贵，买不起布才用席帆。
(二)帆船的消失与机船的使用
帆船是靠自然的风力来作动力的，而机船就是在船上安装机器提供动力，将帆船上安置机器就成为“机帆船”了。有了机船后，有风时可以靠自然风力，张帆航行，无风时可以开动机器，使速度更加平稳。据史料记载:“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开始，广东省水产厅技术科着手在风帆船的基础上改用机帆船，并在珠江口一带首先推行试用。渔用机械化的动力设备，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安全性，特别是在中深海作业。60年代随着灯光渔业的兴起，机械化发展步伐加快，机械化的渔船已成为海洋捕捞业的主力。”［9］海口市长流镇新海村渔民从“年开始，全村6个生产队陆续购置机帆船，到徐闻、临高、儋州、昌江、东方、乐东一带进行流速网作业。高峰期，全村共有25艘机帆船”［10］。但在一个时期内，海南渔民存在着帆船与机船并用的现象。如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在年成立高级渔业社时，有5艘渔船，其中4艘为机船，另一艘为帆船，至年就没有帆船了。当时因为柴油较贵，有的船只在风大时就安装上帆，无风时才开动机器。海南渔民的帆船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逐渐消失。
(三)在南海诸岛捕鱼的外国船只
根据40多年前韩振华先生的调查，海南渔民在20世纪70年代可以偶尔看到在西沙群岛捕鱼的越南船只，但“越南的船很小，两头尖，只在近海航行，不敢开往外海作业。风力大时，他们把帆卷上桅顶，不敢开船，而我们的船风越大越张帆。传说马伏波①到南海，越南人要学航海，问船开出去回不来怎么办?回答说:每天中午12点钟时会刮风，那时可把帆卷到桅顶去”［7］。“越南渔船用竹子编造，船小，出不了大海。”［7］老船长彭正楷也回忆说:潭门港渔民路经外罗附近海域时，可以看到越南渔民的船只。“越南人用竹子制造船只，外涂甘马油和牛粪，内用木架顶着，一只船只坐3—4人，较大的船也能坐十几人，也是用竹编的，只能在浅海作业，不能川走外海，更不能到西、南沙去。在法国统治越南时期，越南渔船都是小船，亦未见越南渔民到西、南沙来。”［7］文昌龙楼镇昌美村渔民符国和也说:他从二十四五岁起至30多岁(—年)到南沙群岛去捕鱼前后有七八年的时间，“没有看见过越南渔船到西、南沙来捕鱼。在南沙，有见过讲马来话的人来捕鱼，他们的船小，一头尖，是两根桅的，也带有小艇，我们跟他们不接触。……越南沿岸的越南渔船很小，船两头尖，用竹编底，载重一千担的船也是用竹编成的。在越南港口也有木帆船，三根桅的也有，不过他们的船帆是往上卷的，不像我们的船帆是降下来的”［7］。近年来我们对潭门镇老船长苏承芬调查时，他说:在中沙群岛也曾见过菲律宾的渔船，但菲律宾的渔船也很小，一只船上只有几个人。因此，所有在南海诸岛捕鱼的外国船只，都不是像海南渔民那样呈规模性、群体性常态化的生产作业。
二、罗盘、《更路簿》和航海图的应用
由于西沙和南沙群岛海域辽阔，海浪高、海流强、常有台风，在此海域航行有极大的风险，渔民除具有丰富的地理、自然、气象等知识之外，还必须熟练掌握罗盘、《更路簿》和航海图等航行工具(有时是同时使用)，才有足够的能力克服大自然带来的危险，进行正常的渔业生产作业。
(一)罗盘的使用
众所周知，罗盘最早称指南针，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发明之一，为世界的海洋文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古代的罗盘分为两种，一种是风水先生使用的，可以称为堪舆罗盘;另一种是用在航海指南的，北宋时期就已用于航海，称为航海罗盘。有了航海罗盘就可以在一望无际的南海上辨别方向，也可以日夜兼程地驰骋在远海、深海上，这是中华民族独有的航海技术。北宋地理学家朱彧已经记载了“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11］卷2《甲令》，的航海技术。
南宋时指南针已被舟师用于我国的南海航海，如南宋初人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记载:海南“南对占城，西望真腊，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床，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12］卷下，《丛书集成·史地类》。南宋人还有了类似近代的罗盘。吴自牧在《梦梁录》中记载:“风雨冥晦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13］卷12《江海船舰》，－这个由所谓“火长”掌握的“针盘”，应是将指南针放置在盘中，故称“罗盘”，这是史书对航海罗盘的最早记载。后来，明初的巩珍又说:“斫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14］5，说明当时的罗盘就是木质的，而且是“水罗盘”，缘一周刻着天干地支。
海南渔民在帆船航海时代一般也在船上带三只罗盘，一只坏了就将另一只换上，以防止迷失方向。在南沙群岛就有三个礁盘用罗盘方位命名:分别为丑未(诸碧礁)、西头乙辛(日积礁)和东头乙辛(蓬勃暗沙)。笔者在调查中已发现木质、铁质、铜质和纸质的四种罗盘，尤以木盒罗盘最为常见。时代比较早的有清末的木质罗盘，如在南海博物馆收藏的《顺风东西沙更路簿》上就有一幅罗盘指针式样。苏德柳老船长的罗盘据他说也是其祖父传下来的。
(二)《更路簿》的使用
由于海南渔民的《更路簿》是纸质的，渔民出海时要携带使用，易于损坏，需要经常抄写等原因，不易留存，现在已经发现的40多本中，年代多为清末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有些本子根据世代传说和记忆是清代嘉庆至光绪年间留下来的，个别本子还要早至明代。如现存时代最早之一的苏德柳《更路簿·驶船更路定例》中，在记载西沙和南沙群岛航线时有“朽木漂流”等语，被专家认为是明代《顺风相送》或清初《指南正法》的传抄。［15］
与明代福建一带的《针路簿》相比，海南渔民的《更路簿》有了下列几个明显的进步。
1.用针位导航时“缝针”针位的使用非常普遍
早在元代中叶，周达观就在《真腊风土记》一书中有“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真蒲，行坤申针，过昆仑洋入港”［16］15的记载。此处使用了两个针位，一是从温州出海不久，就用丁未缝针(.5°);另一处是自真蒲(今越南巴地)到昆仑洋时使用了坤申针(.5°)，也是使用的缝针针位。这是在南海航行使用针位导航技术的最早记载。所谓“缝针”，就是两个相邻之间的针位。在有24个针位符号时，每个方位相当于15°。当有了“缝针”时就有了48个向位，每一个向位是7.5°。航海时方位的度数偏差越小，航行的距离和方向就越准确。可见，这时使用缝针针位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
海南渔民已经常使用四个针位的“缝针”，仅在《立东海更路》中就有“艮坤寅申”(艮和
坤之间的缝针.5°对坐寅申之间的缝针.5°，如果是驶向东北方向，针位的航向为.5°;如果是向西南行驶，针位的航向即为.5°)、“癸丁丑未”(癸丑之间的缝针22.5°对坐丁未之间的缝针.5°，如果是向西南行驶，针位的航向为.5°;如果是向东北方向行驶，针位的航向即为22.5°)、“壬丙巳亥”(壬和亥之间的缝针.5°对坐丙巳之间的缝针.5°，如果是向东北方向行驶，针位的航向为.5°，如果是向西南方向行驶，针位的航向为.5°。以下计算方法相同)、“乙辛辰戌”(.5°或.5°)针位。在《立北海各线更路相对》篇中又有“乾巽辰戌”、“乙辛辰戌”、“乙辛卯酉”、“子午壬丙”(有时也写成“壬丙子午”)、“甲庚寅申”、“壬丙乙亥”等针位。
2.“加×线”的技术进步
海南渔民的《更路簿》中经常有“加×线”、“添×线”或“兼×线”的记载。如苏德柳《更路簿·立北海各线更路相对》第57条:“自双挑去海公，用乾巽加三线辰戌，三更。对东南。”［15］89“加一线”等于加上1.5°角，“加三线”就等于加上4.5°角。“乾巽辰戌”为.5°针位，再加上4.5°针位，等于°针位。所谓的“线”是海南渔民用棉花纺织的线，直径约1毫米。这就是说，海南渔民的《更路簿》针位已经精确到1.5°角。在明代的《顺风相送》和清初的《指南正法》中都没有这种记载，表明这是海南渔民独有的技术，比明代《顺风相送》和清初的《指南正法》的针位更加精确。
3.实现了从“针位”到“更”数的计程转变
在福建、广东一带的《针路簿》中，主要靠的是罗盘的针位指向航海，故名《针路簿》。在《顺风相送》中已有多少“更”的记载，但运用较少。海南渔民航海时既要看针位指向，又要计算所用时间和里程，用简单的一个“更”字，就表示了从起点到终点之间的时间、方向和里程，表明了海南渔民在长期的西沙、南沙群岛航海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对线路的熟悉程度。
学界对于渔民所说的一“更”相当于现在的多少浬，一直争议不断。文昌龙楼镇老渔民林英说:“船上的罗更(罗庚盘)分二十四分，罗更钉在木板上，摆在梢公前面。罗更有南北线(红线)，船头船尾一直线(中心线)，要对准十字线川走。渔船前后倾斜，指南针不受影响，若忽左忽右摇晃，罗更会失灵。一天算12更船，后船看不见。”［15］88“前船桅顶的路程为一更，大约一更合40(浬)。一天可开五更船，看风力大不大，水流怎样，也有一天开5—6更的。”［7］笔者向文昌东郊镇口牙村渔民郑有勤调查时，发现一本钤印本的《更路簿》下面注有“一更=10浬”的字样。但近年有专家通过运用计算机技术和地图上的距离研究，提出了“一更约合12.4海里”［17］的结论。这两个数字谁对谁错呢?笔者认为，这两个数字都对。因为渔民在航海时走的是“Z”字形线路，而计算机和地图上标注的是直线距离，这样，渔民的“一更”伸直长度大约等于12.4海里。
4.《更路簿》弃之不用的原因
海南渔民的《更路簿》是帆船时代的航海指南，至20世纪70年代以后，渔民便逐渐弃之不用了。究其原因，以前许多专家都说是20世纪30年代随着导航仪器的普及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实，海南渔民用导航仪导航是很晚的事。据笔者对文昌渔民郑有勤的调查，上世纪70年代，虽然有导航仪，但是很贵，渔民买不起，直到80年代末自家的船才使用导航仪导航。
笔者认为，渔民之所以不再使用《更路簿》，主要与帆船消失改用机船航海有关。新中国成立后渔民开始使用机船，机船的速度比帆船快，这样，原来记录的《更路簿》的每更速度就会不同。例如，在民国时期海南渔民使用的帆船的速度是每更10海里，从潭门港出发到西沙群岛的七连屿，顺风时一般需要16更。据潭门镇草塘村渔民张开茂的回忆，改用机船后，“一般4级风时，帆船航行速度等于机船速度，机帆船每小时航程6海里”［7］。使用机船后，每更的航行速度和距离就会与《更路簿》上的不符，加上*府发的航海图的普及，渔民使用《更路簿》的导航技术便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航海图的使用
中国绘制航海图的历史悠久，发展到明代已经非常成熟和普遍，海南渔民的航海深受此影响。清末至近现代，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航海和生产作业时，不仅随身携带《更路簿》用以航海指南，而且还有航海图与《更路簿》相互对照验证，以确保更路的准确无误和航行安全。
经笔者近几年的调查，一些老船长家里至今还保留有清末至现代的航海图，少者几幅，多者十几幅。现存时代最早的航海图是清末的，多数是现代的，主要分三类。
1.外国人的海图
新加坡年开埠后商业迅速发展，海南渔民常将在南沙群岛捕捞的公螺开船前往销售，返回时载来煤油、米面、布等日用品。潭门渔民梁其锐藏有一幅年(清光绪六年)的英国南海地图，为梁其锐父亲在新加坡购买，是目前所见海南渔民收藏的年代最早的外国海图。草塘村老船长许声业也保存有四幅日本的南沙海图，其中有日本昭和16年(年)测量、由日本水路部绘制、年英国人编修的我国南沙群岛海图。日本在海图上称我国的南沙群岛为“新南群岛”②，并在岛礁旁标注日本名称。海南渔民使用时又在其旁标上海南渔民用钢笔书写的以海南方言命名的汉字岛礁名称，如日本人标注的“须美礁”，海南渔民在其旁标明“丑味”。“丑味”是“丑未”的别写，因罗盘航向针位命名，我国年公布的其标准地名为“诸碧礁”。
2.海南渔民自己绘制的航海图
年日本人小仓卯之助在南沙群岛的北子岛见到三个海南渔民，向他们询问这一带的地名名称，然后就按照海南渔民提供的名称，绘在一张草图上。图上标有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的里数(实际应该是海南民告诉他的“更”数)，并有双峙(双子群礁)、铁峙(中业岛)、红草峙(西月岛)、罗孔(马欢岛)、鸟仔峙、同章峙(应为锅盖峙，今称杨信沙洲)、第三峙(南钥岛)、*山马峙(太平岛)、南乙峙(南威岛)、第峙(应为秤钩峙，今称景宏岛)等10个南沙群岛地名。［18］82该图被称为“年我国渔民在南沙群岛双峙所画的地图”［15］82，实际上应该是海南渔民向小仓卯之助口述后再由他所画的地图，因此该图还不能称为海南渔民所绘的航海图。
在年出版的《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及《调查西沙群岛》一书中，刊登了琼东县人李德光等人呈送给民国*府的《承领经营吧注岛及吧兴岛种植渔业计划书》，并附有一幅“西沙群岛图”。图上标有双帆、长岛、吧注、吧兴、吧兴谷、二圈礁、干豆、鸭公、银岛、四江、三脚、老粗、圆岛、尾岛、大圈礁、白峙仔、半路等18个地名，而且还在每个地名之前均注明“琼人俗名”或“俗名”。［19］39这些海南渔民的所谓“俗名”，已绘制在草图上并呈送给民国*府。地图上有经纬度、图例说明、航路、位置、里数等内容的描述及附有“图说”。这是迄今所见海南渔民自己所绘时代最早的“西沙群岛图”。
海南渔民有的在南沙群岛长期住岛，时间最长的达18年之久。如文昌市龙楼镇昌美村人符宏光，在—年间曾在南沙群岛的鸟子峙(南威岛)住岛多年［7］，并有长期的航海经验，被称为“航海通”。他在年绘制有一幅《西南沙群岛地理位置略图》，该图标出了西沙和南沙群岛的共81个(其中西沙群岛18个，南沙群岛63个)海南俗称的地名，“还附上罗经(即指南针)二十四向位图”［7］。这是海南渔民绘制的标明南海诸岛地名最多的一幅航海图。
3.新中国成立后*府提供的海图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府适应渔民在南海诸岛捕鱼和生产作业的需要，经常给海南渔民提供由“中国人民解放*司令部航海保证部”印制的海图。如草塘村渔民世家卢家炳藏有8幅图，其中两幅分别为《中国南海南沙群岛北、中部》(年版)和《中国南海南沙群岛北、中部》(年版)图，图上有卢家炳在南沙群岛标准地名旁标注的43个和52个海南渔民的“俗名”［20］32及用铅笔画的航线。另一幅为《三亚港至西沙群岛》海图，年出版。海南渔民在使用海图时，将罗盘固定放在海图上，用尺子和卡尺测量从某一岛礁到另一岛礁的方位、夹角和距离，在帆船时代与《更路簿》、罗盘结合使用。自20世纪80年代《更路簿》、罗盘不用后，凭航海图亦可在南海诸岛航海。
三、天文、地文、水文导航技术
在帆船航海时代，船在海上航行，船长和火长不仅要紧盯罗盘，观看针路，还要观察风讯急缓，水流顺急。通过实践观察和积累的丰富海洋天文、地文和水文知识，综合使用，随机应变，才能应对在航海中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
(一)季风导航技术
在帆船时代，海南渔民祖祖辈辈前往遥远的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海域航行，主要依靠的是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的动力，没有风，渔船就无法在海上航行。因此，“东北风”和“西南风”决定着渔民出海和返回的时间、航行速度和航向，甚至决定了生命的安危和捕鱼的丰歉(每年的1—5月正是“大春海”的渔汛期)。遭遇台风是渔民在海上最危险的时刻，所以，海南渔民在每年的农历十一月从海南岛东部出海，到次年的农历四月，在台风季节到来之前，无论是否鱼满船舱，都要返回海南岛。正如渔民所说:“每年十一二月从海南岛张帆出海，乘东北风到西沙，张罗补给一二天再乘东北风下南沙群岛作业，待到次年四五月西南季风时满载而归，已成定例。渔民沿此惯例把西沙群岛海域称为东海，南沙群岛海域称为北海。”［15］郭振乾:《南沙群岛渔民地名综述》，
在《更路簿》里，渔民将开往西沙和南沙群岛的更路称为“东海更路”和“北海更路”篇名。有些《更路簿》中的句首还专门写上“东北风”三字，如林鸿锦的《更路簿·往东海庚度》篇第2条即为:“北风上东，自红草上把兴，用乙辛，二更收”［15］，反映了季风对渔民航海的重要性。渔民在南海航行时走“之”或“S”形线路，以避免强大的海浪和风向的阻力。专家通过研究海南渔民《更路簿》的航线记载发现，往返南沙群岛的针位“航向都不是刚好相反，而是两地间的直线有一个夹角……在11.25°至15°之间者，是航行中正常现象，偏大偏小的仅是少数”［15］何纪生:《〈水路簿〉初探》，－。笔者在调查时，苏承芬老船长根据他多年的航海经验和祖辈传下来的《更路簿》记载的更路对照，也发现往返针路总是偏一点点，大约偏3°。“这种现象说明航船在行驶时，都要受到东北方向的力量影响。航船要想驶准目的地，必须偏北抵消这股力量。”［15］何纪生:《水路簿〉初探》，
(二)以“望山”为导航的航海技术
西沙和南沙群岛海域有许多高出海面的岛屿(海南方言称为“山”，因珊瑚形成的岛屿形状像山故名，如海南渔民称太平岛为“*山马”)，位置固定，标志明显，能够作为行船所在的相对位置，海南渔民便给岛礁命名，作为景物定位。
据不完全统计，《更路簿》对南海诸岛的地名命名共有多个，绝大多数都是根据岛礁的地貌命名，说明“望山”是他们用来指导航向、定位和确定航程的重要技术方法之一。如西沙群岛的七连屿，距离海南岛最近，是海南渔民前往西沙群岛捕鱼的首站。渔民说，如果按照《更路簿》的记载到时看不到七连屿，渔民不是在那里寻找，而是原路返回。
另外一种“望山”是指海岸的高山、森林等明显的标志物。如海南岛东北部的铜鼓岭，因相传汉代武帝时马援将*在此掘得铜鼓故名，它是从广州等地西来的船只进入琼州海峡以东海域向南航行的一座重要“望山”，海南渔民也以此为望山。
(三)测量天体远近技术
明代时，测量天体远近技术更加成熟并已传至民间。据天文专家研究:“‘我国古代航海天文科研小组’调查所得，收藏在民间的‘针路簿’中的‘子午高低法’，用的就是量天尺，其度量天体高度的单位即为‘尺’与‘寸’。海南岛文昌县保线大队的船工，至今仍用尺来测量天体的高度。他们在测量时，以手竖握直尺，在尺的下端与海面相切时，估计被测量的寸数。”［21］量天尺测量天体的技术一直被海南渔民传承下来。
(四)焚香计里技术
以焚香计里程的技术也是海南渔民的传统。潭门老船长彭正楷回忆:“在四五十年前(年)，出海航行要点香，以香枝算更，一更要点好几枝香，一般以顺风计，一更10浬。”［7］这应是继承了明代的计程方法。后来，随着清末钟表传入用于计时后，焚香计里技术才弃之不用。
(五)观察飞鸟导航技术
在西沙和南沙群岛生活着许多种鸟类，有的成群结队地在船边飞翔，有的长期栖息在某一座岛上有规律的早出晚归。在接近西沙群岛的七连屿附近有一种鸟，古代称“鲣鸟”或“箭鸟”。清代的陈伦炯在《海国见闻录》中记载:“七洲洋中，有种神鸟，状似海雁而小。啄尖而红，脚短而绿，尾带一箭，长二尺许，名曰箭鸟。船到洋中，飞而来示。与人为准，呼是则飞而去。问在疑似，再呼细看决疑，仍飞而来。献纸谢神，则翱翔不知其所之。相传王三宝下西洋，呼鸟插箭，命在洋中为神。”［22］上卷，清初的《指南正法》还说“惟箭鸟是正路”，意思是在七洲洋航行，只有见到了箭鸟飞行才是正确的海道。笔者曾在前往西沙群岛的永兴岛调查时，在接近七连屿海域就看到至少有50只鸟在空中盘旋，不一会儿，许多鸟在船甲板上飞来飞去，触手可及。有的鸟在船头慢飞，似在为行船领航。史书上记载的可能就是这种鸟，历时几百年习性并没有改变。文昌市东郊镇口牙村渔民郑有勤告诉我:有一次他们在鸟岛附近捕鱼时迷失了方向，只好把船停在海上，等到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看到成群的鸟往南飞行，便知道那里有座岛。可见，海上的鸟确能起到导航作用，按照鸟的飞行方向来判断航行方向是否正确。
(六)水文导航技术
通过海洋中的海水颜色、海洋生物状态等观察其异常变化来进行导航是古代常见的航海技术，尤其是在海况复杂、变幻无常的南海使用更为普遍。
1.潮汐海流导航技术
南海的海流属于较强的“风海流”性质，即随着风向而流动。当东北风刮来的季节，海流流向西南;当西南风盛行的季节，海流则向东北方向流，故海南渔民说:有“什么风就有什么流”［15］。掌握了海流的流向可以助推航行速度，但在有些海域必须避开急流或危险的海流，这在《更路簿》里屡有记载。如苏德柳的《更路簿·立北海各线更路相对》第1条记有“自三圹往北海双峙，用乾巽，至半洋潮，回巳亥。二十六(更)收”［7］。意思是说:渔船从三圹(浪花礁)出发，开往北海(南沙群岛)的双峙(双子群礁)时，使用罗盘的“乾巽”针位，至“半洋潮”时用“巳亥”针位，航行二十六更到达。这里的所谓“半洋潮”指的应是潮汐和潮流，意为半日潮。海南渔民有的《更路簿》还将《潮汐表》作为一章置于篇首，有的放在《立东海更路》和《立北海更路》之后，可见其重要程度。
2.测量水深水流定位技术
通过测量海水底部的泥水情况来判断海流的正常与否及其他情况，特别是进入港口附近海域，更需要通过测量水深和海底情况，才能安全进出港口。这是我国古代航海的重要技术之一，被称为“海行之法”的一种，故古书记载说:“海行之法，以六十里为更，以托避礁浅，以针位取海道”［23］上卷，。“托”是测量水深的长度单位，器具是铅锤，用绳系之。刘义杰先生认为:“打水即测量海水深浅，测深的工具为测深锤，打水得出的长度单位称为‘托’，是闽南方言。按张燮在《东西洋考》中的记载，一托为成人伸展开双臂的长度，约为1.7米。”［24］
海南渔民在过去也使用“打水托”测量技术，如苏德柳《更路簿·驶船更路定例》4.4段记有:新竹港“峙内打水十八托，外打水三十七托，下边即钓台”［7］。苏德柳说，他年去南沙时“测量水深用‘打水托’，一般白天不用，行船时不用，晚上看不见或靠岸时才用。它用铁做成，形如秤砣”［7］。年前后还用“托”为计量单位，“一般水深三托至五托(一托约五市尺)水”［7］，其目的主要是在船快到水浅和有望山、港口处，通过“打水托”来探知水的深浅、海底、暗礁、沙洲，以避开暗礁和浅沙。“直到本世纪声呐(超声波回声探测仪)的发明和推广使用，才结束了重锤法的历史使命。”［25］
3.测量水流速度技术
海南渔民还有一项测量水流速度的技术，很可能是自己使用的土办法。“在海中测验水流正常与否，是用炉灰捏成饭团一样，抛入水中，看其溶解程度如何，若果炉灰团只溶解一点点就沉下去，则水流正常。若炉灰团很快溶解或被冲走，则水流不正常，此时就要从中窥测水流方向。”［7］篙探测水的深浅技术，一般在接近陆地时才使用，因为在深海里就无法使用了，加之技术简单，史书多忽略不记。
四、结语
海南渔民从清代至近现代一百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有组织的、成规模的在南海诸岛航海和生产作业，对维护我国南海权益和获得历史性权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
首先，大自然赋予了中国人利用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的气候条件带来的洋流，能够长期在南海诸岛持续不断地、有规律性地航海和生产作业。由于越南和菲律宾分别位于南海诸岛的西部和南部，它们无法享受到大自然带给中国人的东北季风、西南季风的气候条件带来的洋流，这就自然而然地决定了中国人是南海诸岛的发现者，是南海的主人，所以海南渔民视南海为祖宗海。
其次，海南渔民是中国古代传统的造船和航海技术的继承者，并通过世代在南海航海积累的经验有所发明和创造。海南渔民长期使用的罗盘、《更路簿》、航海图等是中国独有的先进航海技术，在南海其他周边国家都没有祖先传下来的指南针等技术，也没有两桅杆以上的大船能够抵御和减少台风带来的灾难及危险，所以只有中国的渔船才能长期在南海诸岛航海和生产作业。正因如此，中国海南渔民首先发现了南海诸岛，并用海南渔民方言给岛礁命名，从而产生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南海诸岛命名系统，所以，他们是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最早的命名者。
再次，海南渔民长期在西沙和南沙群岛航海和生产作业，南海是海南渔民的祖宗海，是和平之海、友谊之海、文化传播之海。南海的西沙和南沙群岛海域是我国渔民的两大传统渔场，形成了固定的作业海区，如清末时他们在南沙群岛就形成了东、西、南等三条航线和四个作业区。南海的西沙和南沙海域自古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要道，是涉及国家最多、航路最长的海域，也是海南渔民捕鱼的重要海域。《更路簿》上记载的许多航线都与海上丝绸之路重合，有些航线还是海南渔民探索开辟的，其记载的南洋航线更是海上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海南渔民的始发港，如文昌清澜港、琼海市的潭门港也都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港和补给港。
最后，海南渔民的《更路簿》是记录南海诸岛的航海指南，是我国渔民在南海诸岛航海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对南海诸岛地名最完整的命名系统。《更路簿》是证明我国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经营和有效管理南海诸岛的重要实证资料，能为维护我国南海主权提供更科学、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更路簿》记载的内容极其丰富，记有西沙和南沙航线多条，岛礁命名多个，另有南洋航线20多条。《更路簿》还记有始发港、目的地、航向和航程、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航线等。此外，《更路簿》还有对南海季风、气候、潮汐、海流、水质水色、水深、水温、岛礁地貌、水产、天文气象、海洋生物、海洋生态环境等自然科学认识的记载，内容涉及海南渔民的造船、航海技术、渔业生产、开发建设、宗教信仰、居住生活、风俗习惯、地方方言等海洋文化的各个方面。海南渔民还在南海诸岛上从事建庙、植树、掘井、养殖、造田等活动，留下了许多文化遗产，给这些岛礁贴上了中国人的永久标签，是中华民族丰富的海洋文化与海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伏波将*马援曾在汉代时征交趾(今越南境内)。那时交趾尚属岭南的一部分。
②年1月，民国*府将我国的南海诸岛命名为西沙、东沙、南沙和中沙群岛。年12月28日，日本将我国的南沙群岛编入日本领土。年3月，日本在侵占了我国西沙群岛的同时，将法国人驱逐，将东沙、西沙、南沙群岛(日本人称新南群岛)划归“台湾总督”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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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占城国》，陈佳荣、朱鉴秋主编:《中国历代海路汇编》，广州:广东地图出版社，7年。
［24］刘义杰:《〈顺风相送〉研究》，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年。
［25］章巽:《中国航海科技史》，北京:海洋出版社，年。
［责任编辑:刘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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