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师古在《汉书》卷五七上《司马相如传》下注曰:“近代之读相如赋者多矣,皆改易文字,竞为音说,致失本真,徐广、邹诞生、诸诠之、陈(国)武之属是也。今依班书旧文为正,于彼数家,并无取焉。”颜注这段话至少提供给我们以下信息:(1)司马相如作品在唐以及唐前流传甚广,注者甚多。(2)但在学习、研究相如作品时,也给原作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如“改易文字”“致失本真”。(3)颜以为,此前的《史记》注家,如徐广、邹诞生、诸诠之、陈国武等虽曾注释过相如赋,但因质量不高,有“失真”之弊,故弃之不用。(4)颜注《汉书》,择善而从,赋文取班固旧文,而注释则多依张揖、郭璞等旧注。颜氏的说法、做法,我们在阅读《汉书》所载《天子游猎赋》时得到了充分印证。又《文选》李善注中,虽于《子虚》《上林赋》(即《史》《汉》之《天子游猎赋》,《文选》将其一分为二,据其内容,亦可称《子虚上林赋》)下明确标明是郭璞旧注,但细读就会发现,李善所取,并不主于郭璞一家,而于张揖、司马彪等人旧注亦多有取。正如清代徐攀凤所说:“篇中胪列注家凡十余人,不得专题郭璞。”因此,问题随之产生:即唐前,至少在颜师古和李善之前,到底有多少人为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作过注释?这些注者是谁?他们的注释成果怎样?各具什么特点?在学术史上又有何意义?等等。对于注者问题,踪凡《汉赋研究史论》和郭晓明《司马相如接受史》曾有论及,但着眼于司马相如的全部作品,非专门针对《子虚上林赋》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专就以上问题展开讨论。
一、旧注勾索
由于《子虚上林赋》被分别著录于《史记》《汉书》和《文选》中。因此,我们的勾索工作,便沿这三部书的注展开。
先看《史记》三家注。
1.裴骃《史记集解》注《子虚上林赋》时引用了5家旧注,分别是:韦昭、郭璞、徐广、吕静、《汉书音义》。这里,有两个情况需予说明:
(1)关于《汉书音义》的作者。裴骃说莫知姓名者。《史记集解序》:“《汉书音义》称臣瓒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瓒曰’。又都无姓名者,但云《汉书音义》。”可见,裴骃是将佚名的旧注,统称为《汉书音义》。而以《史》《汉》《文选》注对读,裴所引《汉书音义》的内容,又多与颜、李所引张揖注的内容吻合。如《子虚赋》“岑岩参差,日月蔽亏”条下,裴引《汉书音义》曰:“高山壅蔽,日月亏缺半见。”这条解释,颜、李均指实为是张揖注。又《上林赋》“曳明月之珠旗”等处,也是同样的情况。但又不全如此。如《子虚赋》:“碝石碔砆”条,裴骃“案:《汉书音义》曰:碝石出鴈门,武夫出长沙也”。《汉书》颜注引张揖曰:“皆石之次玉者。礝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武夫,赤地白采,葱茏白黑不分。”《文选》李善注引张揖曰:“碝石、碔砆,皆石之次玉者。碝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碔砆,赤地白采,葱茏白黑不分。”显然,这里的《汉书音义》与“张揖曰”的内容不一一对应。因此,司马贞说:“《汉书》注此卷多不题注者姓名,解者云是张揖,亦兼有余人也。”这“兼有余人”的说法较为融通。但为方便计,我们暂归之于张揖名下。
(2)吕静,在《集解》中只出现了一次。即《子虚》“右夏服之劲箭”条下,裴引“吕静曰:步叉谓之服也”。据《隋书·经籍志》和新、旧《唐书》,吕静曾撰《韵集》一部。《隋志》载:“《韵集》六卷,晋安复令吕静撰。”另据《魏书·江氏传》:“(吕)忱弟静别放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征、羽各为一篇。”又,《隋书·潘徽传》:“末有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始判清浊,才分宫羽,而全无引据,过份浅局,诗赋所须,卒难为用。”可见,吕静《韵集》是仿李登的《声类》而作,属音韵学专书,非为注解史书或赋文而著,因此,可将其排除在我们的统计范围之内。
如上,则《集解》实际引用的《子虚上林》旧注有4家:张揖、韦昭、郭璞、徐广。
2.司马贞《史记索隐》注《子虚上林》引用的先唐旧注有24家:服虔、应劭、伏俨、郑氏、李奇、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韦昭、晋灼、司马彪、郭璞、徐广、邹诞生、褚诠(即褚诠之)、裴骃、姚氏、顾氏、小颜、李善、乐产。
这里,也有几点说明:
(1)《索隐》引用的《说文》、李巡《尔雅注》、李彤《字指》等小学类著作,皆不在旧注统计范围内。(2)据程金造先生《史记索隐引书考实》,《索隐》所谓“乐产”,当是“乐彦”之误。因“*本、王本及张守约(笔者注:即张守节,讳节为约)句读本皆作乐彦,《通鉴》胡三省注引小司马《索隐》亦作乐彦”,故“疑产为误字”,而以“彦”为是。乐彦曾撰《汉书注》。(3)《索隐》所称小颜是指颜师古,以区别于其叔父颜游秦。验之《旧唐书》,师古本传称“叔父游秦……撰《汉书决疑》十二卷,为学者所称,后师古注《汉书》,亦多取其义耳”。即此。(4)《索隐》所称姚氏指姚察。据《考实》,姚察曾纂《汉书训纂》三十卷。(5)顾氏指顾胤,曾撰《汉书古今集义》二十卷。六、郑氏指郑德。郑德为魏人,曾撰《汉书注》,其书久佚。
于上可见,《索隐》所取旧注范围既广,内容也最为驳杂。不仅引用了颜氏弃之不用的徐广、邹诞生、褚诠之等注,而且还广取颜师古、李善等唐人的新近研究成果,可谓广采众览,得失互见。
3.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用的先唐旧注有10家:服虔、李奇、文颖、张揖、如淳、韦昭、司马彪、郭璞、张晏、小颜。
按:《正义》所称“张云”“颜云”,经笔者将《史》《汉》逐一比对,发现《正义》所称“颜”即《索隐》所称之“小颜”,是颜师古;而其所称之“张”,实是张揖的省称。因此,《史记正义》所引的先唐旧注实际是9家。
再看《汉书》颜师古注。颜注《子虚上林》所引用的先唐旧注有13家:服虔、应劭、伏俨、郑氏、李奇、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晋灼、郭璞。
按:这13家旧注均在《汉书叙例》所列23家“诸家注释”范围内。至于郑氏,《汉书叙例》称:“晋灼《音义》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瓒《集解》辄云郑德。既无所据,今依晋灼但称郑氏耳。”说明与《史记索隐》所引郑氏为一人。
再看《文选》李善注。共引用《子虚上林赋》的旧注16家:服虔、应劭、伏俨、李奇、邓展、文颖、宋均、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韦昭、晋灼、司马彪、郭璞。
按:李善未取郑氏注,而多邓展、宋均、韦昭、司马彪四家。故实际比颜师古注多引3家,为16家旧注。
另外,还有两家值得我们注意:陈国武和萧该。陈国武“音说”,虽被颜师古讥为“失本真”,并弃之不用,但却从反面正好说明了陈是“近代之读相如赋者”,陈注是专门注解过司马相如赋的古注。据吴承仕先生《经典释文序录疏证》,陈有《司马相如赋音》一部,但因其人生卒年岁不详,其作的真实面目也难考知。但不管怎样,将陈注算作一家先唐旧注,该是毫无疑义的。而萧该,我们知道,他是精通《汉书》和《文选》的专家,曾撰《汉书音义》和《文选音义》,章怀太子注《后汉书》时,曾见引用。但他的注释成果未见颜、李在注《子虚上林赋》时有所引用,因而,我们不便算作一家,但其曾经做过的工作,是不容否定的。
经过以上勾索,我们可得《史》《汉》《文选》注中征引的《子虚上林》先唐古注为27家:服虔、应劭、伏俨、郑德、李奇、邓展、文颖、宋均、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韦昭、晋灼、司马彪、郭璞、徐广、邹诞生、褚诠之、陈国武、裴骃、姚察、顾胤、颜师古、李善、乐彦。去掉颜、李,实际为25家。
二、诸注略说
这25家先唐古注,情况又各自不同。大致说来,他们分属4个不同的注释系统:因注《史记》而注者;因注《汉书》而注者;还有一类特殊情况,即是专门注释司马相如作品者。下面分开来论。
(一)因《史记》而注者,3家
第一家,徐广《史记音义》。徐广注是目前所存最早的《史记》注。据《晋书》本传,徐广,字野民,东莞姑幕人。“世好学,至广尤为精纯,百家数术无不研览。谢玄为兖州,辟从事。谯王恬为镇北,补参*。孝武世,除秘书郎,典校秘书省。增置省职,转员外散骑侍郎,仍领校书。”徐广家学渊博,又曾典校秘书,于“百家数术无不研览”,号为“精纯”。曾撰《晋纪》46卷,又撰《答礼问》行于世,《隋志》并见著录。
但其注《史记》,为《音义》,本传和《隋志》均未载,可能是已散入裴骃《史记集解》的缘故。王鸣盛说:“考《宋书》五十五卷徐广本传……叙述颇详,并不言广注《史记》,《晋书》八十二卷本传、《南史》三十三卷本传并同,盖偶然漏略,诸传沿袭不补。”王氏说法值得商榷。因为如果说《晋书》本传是“偶然漏略”的话,那么《宋书》和《南史》也都“漏略”就显非偶然了。而史传漏载的原因,我们或可从裴骃《史记集解序》中找到答案。据裴《序》,其集解《史记》,正依徐广《史记音义》而来。“故中散大夫东莞徐广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粗有所发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可见,“增演徐氏”是裴骃选择性吸收、批判式继承徐广《史记音义》的具体操作方法。再结合其“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来看,大概就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从《子虚上林赋》的注文来看,裴骃往往于“徐广曰”的后面增加按语,这也好印证了其增演徐氏、“以徐为本”的说法。
至于徐注特点,裴骃说是“研核众本”“具列异同”,司马贞说是:“宋中散大夫徐广作《音义》十三卷,唯记诸家本异同,于义少有解释。”今从《索隐》保存徐注来看,徐广确曾在当时的得书条件下记载了六朝时期的《史记》异本,对校正今本《史记》之讹具有重要价值,为恢复《史记》原貌提供了一定的根据。而其于文义则少有解释。
第二家,裴骃《集解》。如上论列,此不赘。第三家,邹诞生《史记音义》。邹《音义》虽被颜师古讥为“竞为音说,致失本真”,但在司马贞《史记索隐》中仍然被引用了75处,见也不能一概否认其价值。从《子虚上林赋》注中保存的情形看,司马贞就对其取肯定态度。如:
1.“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句,对于“犴”的音释,《索隐》曰:“应劭音颜,韦昭一音岸。邹诞生音苦奸反,协音,是。”可见,对于这一个字,应劭、韦昭、邹诞生注音各不相同,而在对比、分析三家释音后,司马贞认为“犴”当读苦奸反,协音,取邹注为是。
2.“(鸟葴)鴜鵁鸬”句,“鸟葴”字,《集解》:“徐广曰:‘(鸟葴)音斟。水鸟也。鴜音斯。鳼音火交反。’骃案:《汉书音义》曰‘(鸟葴)鴜,苍黑色’。”《索隐》曰:“葴鴜。张揖云:‘葴鴜似鱼虎而苍黑’。邹诞本作‘鸱鴜’也。”徐广、裴骃《汉书音义》均作“鸟葴”,张揖作“葴鴜”,邹诞生作“鸱鴜”,司马贞取张揖说,但又列诞生说于后,可见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或者,这也正是颜师古所说的“致失本真”的一例。
关于邹诞生生活的年代,《史记索隐序》称:“南齐轻车录事邹诞生亦作《音义》三卷。”而《隋志》著录《史记音义》三卷,称“梁轻车录事参*邹诞生撰”。知其大概生活于南朝的齐、梁之际。
(二)因《汉书》而注者,17家
其中的13家,我们可据《汉书叙例》,略知其情况:
1.服虔字子慎,荥阳人,后汉尚书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祗,后定名虔。)
2.应劭字仲援,(一字仲援,一字仲远。)汝南南顿人,后汉萧令,御史营令,泰山太守。
3.伏俨字景宏,琅邪人。
4.郑氏,晋灼《音义》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瓒
《集解》辄云郑德。既无所据,今依晋灼但称郑氏耳。
5.李奇,南阳人。
6.邓展、南阳人,魏建安中为奋威将*,封高乐乡侯。
7.文颖字叔良,南阳人,后汉末荆州从事,魏建安中为甘陵府丞。
8.苏林字孝友,陈留外*人,魏给事中领秘书监,散骑常侍,永安卫尉,太中大夫,*初中迁博士,封安成亭侯。
9.张晏字子博,中山人。
10.如淳,冯翊人,魏陈郡丞。
11.孟康字公休,安平广宗人,魏散骑常侍,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勃海太守,给事中,散骑侍郎,中书令,后转为监,封广陵亭侯。
12.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吴朝尚书郎,太史令,中书郎,博士祭酒,中书仆射,封高陵亭侯。
13.晋灼,河南人,晋尚书郎。
另有4家:宋均、姚察、顾胤、乐彦。根据程金造先生的研究,他们的注解成果可分别考实为:服虔《汉书音训》;应劭《汉书集解音义》;伏俨、郑德、李奇、邓展、文颖、苏林、张晏、如淳、乐彦等《汉书注》;孟康、韦昭《汉书音义》;晋灼《汉书集注》;姚察《汉书训纂》;顾胤《汉书古今集义》。
只有宋均注,程先生未予考实,可能的原因是《索隐》未引用到宋均注。但《文选》李善注和《汉书》颜师古注均有征引。对此,周洪才先生作过专门的研究,可参。
(三)因司马相如作品而注者,5家
张揖、司马彪、郭璞、褚诠之、陈国武5人,是目前所见专门注解司马相如作品的注家。其中,张揖生活的年代最早。而且,我们注意到,无论《史》《汉》还是《文选》注,均曾大量引用过张揖注,被引频次仅次于郭璞注。因此,先了解张揖及其注释情况。
据颜师古《汉书叙例》,张揖是魏太和间(—)博士,曾专门注解过《汉书·司马相如传》。《汉书叙例》曰:“张揖字稚让……魏太和中为博士(止解《司马相如传》一卷)。”“止解《司马相如传》一卷”几个字颇可注意,因为这关涉到张揖注解内容的范围和定名问题。
第一,按颜师古的说法,张揖并未全注《汉书》,而是只注解了《司马相如传》,注解成果亦仅一卷。因此,我们以为其注当名《司马相如传注》为妥。
第二,《文选》李善注和司马贞《史记索隐》,都曾吸收、引用张揖成果。但《索隐》引用时只称“张揖云”或“张揖曰”,未指明其著作名称,此其不严谨处。李善注《文选》虽比《索隐》严谨,但从李善引用的称谓来看,又较繁琐、复杂。需稍加辨析。从李善注看,其引张揖旧注,或称“张揖《子虚赋注》”、或称“张揖《上林赋注》”、或称“张揖《汉书注》”、又或径称“张揖曰”。“张揖曰”的情况较多,但观其内容,不出《司马相如传》内容。故胡克家《文选考异》于《四子讲德论》“故美玉蕴于碔砆”条下加案语说:“(李善)引‘张揖曰’者,《子虚赋注》也。”是胡氏以为此处李善所引“张揖曰”的内容,出其《子虚赋注》,与上面第一种情况相同。
李善引张揖旧注,情况大体如上。从以上4种引书称谓看,其实又可归纳为两种:《司马相如传注》和《汉书注》。因为无论《子虚赋注》《上林赋注》还是“张揖曰”,均属《司马相如传》的范围,因此,我们可将其并称为《司马相如传注》。至于“张揖《汉书注》”,则是溢出了张揖注释的实际范围,如此称谓,似有不妥。
第三,程金造先生《史记索隐引书考实》于“张揖《汉书注》”下曾详列《索隐》引用张揖注文,共71条,其中69条出自《司马相如列传》。另外两条,一条出《屈原贾生列传》注所引,程氏标明“此《子虚赋》注”。另外一条出《袁盎晁错列传》,以“恐簷瓦墮中人”释“坐不垂堂”。而“坐不垂堂”,爰盎和司马相如均曾引用。司马相如《谏猎书》“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张揖曰:“畏櫩瓦堕中人也。”虽文字稍有差别,但《索隐》引张揖注司马相如《谏猎书》的内容是确定无疑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能得出张揖之注《汉书》,实仅《司马相如传》一卷的结论。
综合上述三条,本文以为对于张揖的注释成果,当以《司马相如传注》为妥,不能以《汉书注》概言之。而对于其学术地位,目前似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张揖是魏人,同时也是著名的训诂专家,他专挑《司马相如传》进行单独注解,在学术史上当有其独特意义。尤其在司马相如作品的研究史上,当具一定地位。可以说,张揖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专为《司马相如传》作注的学者,而其注释也理所当然地成为首部专为司马相如作品作注的学术成果。
张揖之外,第二位专为《子虚上林赋》作注的学者是司马彪。司马彪字绍统,乃西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据《晋书》本传,司马彪为当时著名学者,曾为《庄子》作注,作《九州春秋》《续汉书》以及“条(谯周)《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其注《子虚上林赋》,本传也漏载。但从《史记》和《文选》注的引用情况来看,司马彪确曾为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作过注释。如《文选》卷三四枚乘《七发》“杂裾垂髾,目窕心与”句,李善注引“司马彪《子虚赋注》曰:髾,燕尾也”。卷一班固《西都赋》“辇路经营,修除飞阁”句,李善引“司马彪《上林赋注》曰:除,楼陛也”。卷四张衡《南都赋》“苏?紫姜”,李善引“司马彪《上林赋注》曰:紫姜,紫色之姜也”。这些都是李善具体引用司马彪《子虚上林赋注》的具体例证。另外,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卷四著录有司马彪《子虚上林赋注》,这又可看作司马彪《子虚上林赋注》乃先唐旧注的旁证。
由于司马彪的注释内容仅涉《子虚上林赋》,因而如上所述,称其为《子虚上林赋注》较为妥当。这使司马彪成了专门就《子虚上林赋》作注的学者,此其独特处。至于其历史意义和学术地位,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但还不宜过于拔高。杨继承《司马彪著述考辨》称:“在同一句的注释下,司马彪的注总是最先被引用,由此可以推断,李善所见《子虚上林赋》注当以司马彪本为最早。”似有不妥。(1)从实际情况看,司马彪注并不总列每句注文的第一位。(2)从本文考述看,目前可知,颜、李所引最早为司马相如作品,包括《子虚上林赋》作注的实是张揖,而非司马彪。(3)颜师古注《汉书》而不取司马彪注,原因为何?是他未见,还是司马彪注也在他所认为的“失真”之列,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总之,从李善和司马贞引用司马彪注的实际情形看,司马彪确曾为《子虚上林赋》作过专门的注释。但可能正因为其只注此赋,内容过于简短,未成一篇独立结构,不是一部独立著作,因而流传起来较易散失。只被李善和司马贞有选择地引用过,故对其评价也当持审慎态度。
除了以上两家,汉唐之际,曾专门注解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又最为学者所称道的,当数郭璞注。李善注《文选》,在不多的几家旧注中选取郭注便是明证。另外,颜注《汉书》和《史记》三家注也对郭注均有吸收,可以见出各家对郭注的重视。
比较来看,郭注《子虚上林赋》的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端:
第一,从注释范围看,郭注少于张揖注而又多于司马彪注,换句话说,是在二者之间。《汉书叙例》称:“郭璞字景纯,河东人,晋赠弘农太守。(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又其本传称,“璞……注释《尔雅》……及《楚辞》《子虚上林赋》数十万言,皆传于世”。从《史》《汉》《文选》注所引郭璞注文来看,确与《叙例》与本传合。也就是说,他只对《汉书·司马相如传》中的《子虚上林赋》及其以前的部分进行了注释。而这部分内容,正是司马相如由赋知名以及其作品的精华所在。郭璞选取这部分内容进行注释,对于我们了解该赋的创作背景以及赋文内容,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第二,从流传形式看,郭注可能曾经别本单行,名为《子虚上林赋注》。《隋书·经籍志》“总集”下著录“杂赋注本三卷。梁有郭璞注《子虚上林赋》一卷,薛综注张衡《二京赋》二卷……徐爰注《射雉赋》一卷,亡。”这条史料说明:一方面,郭璞《子虚上林赋注》在萧梁时期曾单独以“一卷”的形式留存。可惜到了隋唐之际,这个本子已遭亡佚,被后人编入了一本名为“杂赋注”的集子里,李善注《文选》,或取资于此。另一方面,唐以前人对郭注的称谓可能是《子虚上林赋注》。如李善注《文选》时就常称“郭璞《上林赋注》”。但到了清代,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卷二罗列《注引群书目录》时,改称《汉书音义》,程金造《史记索隐引书考实》中又称为《汉书·司马相如传注》,这些称谓既不统一,也不符合郭注的实际内容。笔者以为称郭璞《子虚上林赋注》较为妥贴。
第三,再从质量上看,郭注可能后出转精,优于张揖注和司马彪注。首先从时间上说,郭璞晚于张揖和司马彪,具备吸取前人的注释成果、后出转精的条件。再从能力上看,郭璞是两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训诂学家,好古文奇字,也具备注解《子虚上林赋》,并最终成为优秀注解成果的能力。李善等人择善而从,郭注因此成为各家注《子虚上林》时优先选用的对象。
总之,郭注是目前所见保存最多、质量最精的《子虚上林》先唐旧注。
最后看褚诠之和陈国武。这两家是专为《子虚上林赋》注音的旧注。其中,陈注已如上述。褚诠之注则在《史记索隐》中被引用过一次。《子虚赋》“名曰云梦”条,《索隐》曰:“褚诠音亡栋反,又音莫风反。”这是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唯一一条褚诠之旧注,虽只字片言,但相对来说,又显得尤其珍贵。关于褚诠之其人其作,《隋书·经籍志》集部著录有“《百赋音》十卷,宋御史褚诠之撰”。由此知褚大概生活于南朝宋代,而其作便也“盛行于齐、梁、陈、隋之世矣”。另据吴承仕先生的考察,褚氏之《百赋音》,古来有引作《上林赋音》者,有引作《灵光殿赋音》者,“盖总称‘百赋’,而引者或分别言之耳”。从这个角度看,褚诠之《百赋音》,又可看作是专为《子虚上林赋》注音的专著。
综上,张揖、司马彪、郭璞、褚诠之、陈国武等人,或注音,或释义,均对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作过专门性注解。这些注释成果或可称为《司马相如传注》,或可称为《子虚上林赋注》,又或可称为《司马相如赋音》,是我们理解司马相如赋的桥梁和纽带,为我们走近作者、品读作品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因此,这5家旧注在所有旧注中,显得弥足珍贵。
三、学术价值
经过整理《子虚上林赋》的先唐古注,隐约可以看出汉唐之际学者们对这篇赋作的研究与重视情况。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是因注史书而注,还是专门注释,可见这些古注都已经经典化为我们理解《子虚上林》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料。尤其是上文梳理出的五家专门注释,对于学术界争论已久的《子虚》《上林》的分篇与定名问题,或许还能提供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
《子虚上林赋》在《史记》和《汉书》中并未分篇,马、班题作《天子游猎赋》,萧统编《文选》,分为两篇,冠以《子虚赋》和《上林赋》的篇目。因此,自宋代以来,就有人批评萧统的这一作法,如王观国《学林》卷七“古赋题”称:“司马相如《子虚赋》中虽言上林之事,然首尾贯通一意,皆《子虚赋》也。未尝有《上林赋》,而昭明太子编《文选》,乃析其半,自‘亡是公听然而笑’为始,以为《上林赋》,误矣!”认为萧统分篇错误,定名也错误。但经过我们对于汉唐间古注的整理,可见,在萧统以前,已经有张揖、司马彪、郭璞等人对《子虚上林赋》进行过专门的注释,已经将其从司马相如的传中抽离了出来,成为单独流传的版本。这样的改动,会不会影响到该赋的分篇与定名呢?
这里举三条材料:
1.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西京杂记》)
2.《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同说游猎,而《叔畋》《卢铃》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抱朴子·钧世》)
3.杂赋注本三卷。梁有郭璞注《子虚上林赋》一卷……亡。”(《隋书·经籍志》)
按:郭璞是晋人。《西京杂记》的作者,若以刘歆说靠不住,也当“以葛洪所造为近似”,葛洪也是晋人。那么,这两位晋朝人或已分别以《上林》《子虚赋》命名,或合称为《子虚上林赋》,这样的称谓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在笔者看来,至少从这三条材料看,在两晋时期,史书中的《天子游猎赋》已经被改称为《子虚上林赋》,或已被分别命名为《子虚赋》和《上林赋》。而不止一家如此称呼,又可见其已是当时人对该赋的普遍称谓。
再从旧注的流传情况看,从魏张揖开始,就有将《子虚上林》从《史记》《汉书》中抽离出来单独注释的情况。既已单独抽离,则后面便跟着单独流传,又在流传的过程中,融入了其他的集子。《隋志》所载郭璞旧注,被人编入“杂赋注”,便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根据本文对《子虚上林赋》旧注的整理,大胆假设一下该赋的传播过程呢?两汉时期,其被分别著录于《史记》和《汉书》,称为《天子游猎赋》,由于研究、注释、整理者不多,没有分篇的问题。到魏晋间,出现了单独注释司马相如传及其赋作的学者,如张揖专门注释《司马相如传》,司马彪专门注释《子虚上林赋》,郭璞注的则是《司马相如传》中《子虚上林赋》之前的部分,这样就形成了不同内容、不同注释的版本,各自单独流传。从称谓看,晋人一般已不称其为《天子游猎赋》,而代之以《子虚上林赋》,或《子虚赋》《上林赋》。至萧统编《文选》,他便径依前人作法,将《子虚上林赋》分别著录,名之为《子虚赋》和《上林赋》。因此,通过《子虚上林赋》的先唐旧注看其分篇与定名,责任似乎并不在萧统。
作者简介:齐清仙,南开大学文学院级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研究方向:汉魏六朝文学。
文//来自于《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06期。
说明
感谢原作者的辛苦创作,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推送文章时未能第一时间与作者取得联系,如涉及侵权问题,请作者及时将意见建议发至邮箱bashuquanshu
.